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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內地仲裁機構涉外民商事仲裁案件送達問題研究

    日期:2019/8/20 19:54:58

    內容提要 送達是一個在涉外仲裁案件中長期困擾中國內地仲裁機構的難題。雖然作為一個普通的程序問題,對于專業外人士來說不怎么起眼,也往往被多數人所忽視,但它卻是一條貫穿于仲裁程序各個環節的紅線。適當送達可以保障當事人的正當權利,保證仲裁程序順利啟動、運轉和執行。中國仲裁法律、仲裁規則和司法實踐與國際仲裁法律、仲裁規則和慣例的脫軌,制度設計不盡科學合理,造成了中國仲裁機構工作人員和實務人士的種種迷惑和不解。本文從國內法、國際法、仲裁規則以及司法判例的四維角度,運用實證分析、規則分析、比較分析和案例分析的方法,綜合審視、分析中國內地仲裁機構涉外民商事仲裁案件中的送達問題,使讀者可以從中找到一條解決送達問題的路徑。本文推薦有一定仲裁專業知識的人士閱讀。

    關鍵詞  涉外民商事仲裁  送達

     

    送達是中國內地仲裁機構在涉外民商事仲裁案件中面臨的一個重要實踐性問題。涉外民商事仲裁案件中的送達,是指在涉外仲裁程序中將有關仲裁文件以適當的方式通知仲裁當事人及其他仲裁參與人,以便當事人及其他仲裁參與人及時了解仲裁信息并參加仲裁活動的行為[1]。仲裁中的送達是仲裁機構、仲裁員與當事人之間傳遞仲裁信息的手段,其一方面聯系著仲裁程序各個環節以及各方當事人的仲裁行為,保障仲裁程序的順利進行;另一方面維護仲裁當事人的程序權利,使當事人能夠充分參與仲裁過程。不言而喻,送達在仲裁實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2]。但是,我國仲裁法并沒有對送達的具體問題作出詳細的規定。中國內地各仲裁機構仲裁規則的規定差別也很大,沒有統一的模式[3]。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內地各仲裁機構仲裁規則與國際模式存在一定的差距,還沒有完全與國際規則接軌。目前,學界對仲裁送達問題的探討也不是很多,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

    本文通過從國內法、國際法、仲裁規則和司法判例四個法律維度對涉外民商事仲裁案件的送達問題進行分析和研究,結合中國法院對涉外民商事仲裁案件司法監督案例,解析涉外民商事仲裁案件的送達難題,為仲裁實踐提供理論指導,為我國涉外民商事仲裁實踐確立較為統一、規范的涉外民商事仲裁送達模式提出合理建議。為保證研究結論的最大正確性,本文擬根據實踐中仲裁案件的實際情況對研究范圍做一些限定,即僅針對于受送達人地址在中國大陸以外(包括港澳臺地區),送達內容為仲裁通知、仲裁員名冊、仲裁規則等可能影響當事人陳述、申辯權利的仲裁文書的情況。

     一、中國法關于涉外民商事仲裁案件中送達問題的法律規定

    中國涉外民商事仲裁最主要的法律依據是1995年9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以下簡稱“仲裁法”),其中專設第七章為“涉外仲裁的特別規定”。送達仲裁文件是正式啟動仲裁程序的必需環節。仲裁法第25條規定,仲裁委員會受理仲裁申請后,應當在仲裁規則規定的期限內將仲裁規則和仲裁員名冊送達申請人,并將仲裁申請書副本和仲裁規則、仲裁員名冊送達被申請人。被申請人收到仲裁申請書副本后,應當在仲裁規則規定的期限內向仲裁委員會提交答辯書。仲裁委員會收到答辯書后,應當在仲裁規則規定的期限內將答辯書副本送達申請人。被申請人未提交答辯書的,不影響仲裁程序的進行。同時,第52條規定了調解書的送達問題。除此之外,仲裁法再沒有更多地涉及送達問題。對于仲裁文件的送達方式和如何認定有效送達的問題,仲裁法更沒有明確規定,被認為是一項“法律規定的空白” [4]。 很明顯,仲裁法對于送達問題的規定有所欠缺。

    仲裁法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分別于1997年3月26日和2006年9月8日頒布實施了《關于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幾個問題的通知》和《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遺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以上兩個司法解釋也沒有對涉外民商事仲裁案件中的送達問題作出規定。顯然,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最高人民法院把對送達問題的調整空間留給了仲裁機構通過仲裁規則來決定。

    仲裁法第15條規定,中國仲裁協會依照本法和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制定仲裁規則。因此,在實踐中普遍有一種“仲裁法沒有規定的,適用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的說法。也就是說,在仲裁法沒有對送達問題具體事項做出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仲裁機構可以參照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編“總則”第七章第二節國內送達和第四編“涉外民事訴訟程序的特別規定”第二十五章涉外送達的規定。結合中國內地仲裁機構的仲裁實務現狀,我們不難發現目前中國涉外仲裁案件中有很明顯的仲裁訴訟化傾向。從實質上講,仲裁和訴訟雖然同屬爭端解決方式,程序上具有一些相似相通之處,但兩者之間存在巨大的差別。就送達問題而言,仲裁作為訴訟外的爭端解決機制,其區別于民事訴訟的特性決定了仲裁不能照搬民事訴訟的送達方式,兩者的送達方式應存在不同之處[5]。

    第一,仲裁與民事訴訟的性質不同,決定了民事訴訟中的送達方式不一定都能適用于仲裁。民事訴訟是公權力性質的,而仲裁則是建立在私權利基礎上。民事訴訟是法院行使司法權解決糾紛的過程,屬于司法制度的組成部分。民事訴訟中的送達是法院運用訴訟指揮權的職權行為[6]。而仲裁作為具有民間性的糾紛解決機制,不具有國家權力的仲裁機構無法直接通過行使公權力進行送達。因此,民事訴訟中依賴國家權力實施的送達方式,如留置送達不適用于仲裁,不能成為仲裁中的送達方式。

    第二,仲裁與民事訴訟價值取向的差異,決定了仲裁與民事訴訟送達方式存在差異。雖然仲裁與民事訴訟均具有公正與效率兩大價值目標,但對公正與效率的闡釋并不完全相同。民事訴訟作為司法制度組成部分,除解決當事人之間糾紛外,還擔負著維護法律秩序、保障社會正義的使命。而仲裁作為民間性的糾紛解決機制,并不擔負公共職能,其目的非常單一,即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糾紛。因此,仲裁所強調的公正是當事人之間的公正,與民事訴訟相比具有相對性。另外,以解決商事糾紛為主的仲裁制度更強調效率和自治,仲裁因追求效益而區別并優于民事訴訟,從而在社會沖突救治體系中謀得一席之地[7]。兩者價值取向的差異體現在送達方式上,即民事訴訟送達方式更強調正式性和規范性,而仲裁送達方式則側重于效率和自治。

    第三,仲裁的意思自治原則,決定了仲裁可以賦予當事人送達方式選擇權,使仲裁送達方式比民事訴訟更加靈活多樣。意思自治作為仲裁制度的核心和基石,貫穿于仲裁制度的各個方面[8]。這體現在送達方式上即雙方當事人可以約定仲裁中適用的送達方式,而且只要雙方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采用仲裁規則之外的其他送達方式;而行使國家審判權的民事訴訟既沒有賦予當事人選擇權,也不允許當事人協議選擇法定送達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

    第四,仲裁的特點決定了仲裁與民事訴訟需采用不同的送達方式。仲裁具有保密性、靈活性、經濟性等獨有的優勢和特點,這些是民事訴訟所不具備的。這就決定了仲裁需要適用不同于民事訴訟的送達方式,從而來保障這些功能優勢得以實現。具體表現為一點是:除非有當事人約定,公告送達不能直接適用于仲裁案件[9]。

        因此,民事訴訟法關于送達的規定也不能籠統地適用于涉外仲裁案件。綜上來看,仲裁法和司法解釋的模糊規定造成了實踐中仲裁參與者對于送達問題的種種不解;僅僅依靠中國國內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并不能輕松解決涉外民商事仲裁案件中關于送達的疑惑。接下來,筆者將進一步分析國際法和不同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中關于涉外民商事仲裁案件送達問題的規定,以求找到問題的完整答案。

    二、國際法上關于涉外民商事仲裁案件中送達問題的法律規定

    (一)紐約公約

    筆者認為,中國內地仲裁機構涉外案件管轄權的根本法律保障來自國際條約的規定,特別是《關于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紐約公約》(the New York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以下簡稱“紐約公約”)的規定。因為紐約公約使中國仲裁裁決獲得了域外效力,在國際上得到承認和執行。該公約于1958年6月10日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國際商事仲裁會議上簽署。我國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于1986年12月2日決定加入紐約公約,并于1987年1月22日遞交加入申請書,1987年4月22日正式對我國生效[10]。截至2009年10月1日,共有146個聯合國成員國加入了紐約公約[11]。這為承認和執行中國仲裁裁決提供了保證和便利,為進一步開展國際商事仲裁活動起到了推動作用[12]。正是因為仲裁裁決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和執行,中國的仲裁機構才真正意義上享有了涉外仲裁案件的一般管轄權[13]。

    紐約公約第1條規定:

    “一、仲裁裁決,因自然人或法人間之爭議而產生且在聲請承認及執行地所在國以外之國家領土內作成者,其承認及執行適用本公約。本公約對于仲裁裁決經聲請承認及執行地所在國認為非內國裁決者,亦適用之。

    二、‘仲裁裁決’一詞不僅指專案選派之仲裁員所作裁決,亦指當事人提請仲裁之常設仲裁機關所作裁決。

    三、任何國家得于簽署、批準或加入本公約時,或于本公約第十條通知推廣適用時,本交互原則聲明該國適用本公約,以承認及執行在另一締約國領土內作成之裁決為限。任何國家亦得聲明,該國唯于爭議起于法律關系,不論其為契約性質與否,而依提出聲明國家之國內法認為系屬商事關系者,始適用本公約。”

    亦即是說,該公約適用于承認及執行地所在國以外國家領土內作出的仲裁裁決,不論是臨時仲裁裁決還是機構仲裁裁決。成員國可依互惠原則聲明,承認和執行僅適用于公約成員國境內做出的仲裁裁決,以及僅限于商事法律關系仲裁裁決,不論與合同有關與否。

    紐約公約沒有明確規定送達的問題,只是在第5條第1款第2項(Article V(1)(b))規定,“被申請人未收到關于指派仲裁員或仲裁程序之適當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辯者,可以向相關機關申請拒絕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可見,紐約公約將未收到適當通知作為一項拒絕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的理由。何為適當通知,紐約公約卻沒有給出答案。

    (二)海牙送達公約

    《關于向國外送達民事或商事司法文書和司法外文書的公約》[14](Convention on the Service Abroad of Judicial and Extrajudicial Documents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 簡稱“海牙送達公約”),由海牙國際私法協會制定,于1965年11月15日開放簽字,并于1969年2月10日起開始生效。截至2012年1月30日,批準、加入或承繼該公約的國家已達65個。該公約的宗旨在于:第一,建立一套制度,在盡可能的范圍內使得文書收件人能夠實際知悉被送達的文書,以便其有足夠的時間為自己辯護;第二,簡化請求協助送達文書國和被請求國間對這些文書的轉遞方式;第三,以統一規格的證明書方式便利對已完成送達的證明程序。[15]

    海牙送達公約規定了兩大類、七種送達方式,即中央機關送達和其他方式送達兩個大類,其它方式送達包括領事或外交直接送達、領事或外交間接送達、直接郵寄送達、主管人員直接送達、利害關系人直接送達及相應機關之間的直接交流六種方式[16]。可見,海牙公約為當事人送達法律文書提供了多種選擇。理論上講,仲裁文書應當屬于司法外文書,所以應該可以適用海牙公約,通過公約規定的方式送達。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證收件人知悉和申辯的權利。同時,根據《仲裁委員會登記暫行辦法》第2條規定,仲裁委員會的登記機關是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行政部門,即為省級司法機關,所以中國內地仲裁機構可以通過省級司法機關轉遞給司法部,并按照相關法律規定進行操作。實際操作中,仲裁案件通過海牙公約途徑送達的非常少,筆者亦未收集到相關案例。筆者建議,應該進一步嘗試通過海牙公約途徑進行涉外仲裁送達的操作路徑。

    但是,海牙公約不適用于受送達人地址不明的情況[17],并且該公約主要針對的是司法文書送達,對送達程序的正式性、嚴肅性和確定性都有較高的要求,例如要求出具送達回執或不能送達的情況說明,在未確定是否送達的情況下,法官不能直接判決等[18]。這與仲裁的效率原則并不完全相符。海牙公約的規定是否完全適用仲裁也尚無定論。筆者認為,海牙公約可以適用于仲裁文書的送達,但專門指向法院程序的除外。再者,海牙公約目前只有65個成員國,對于國際交往日益廣泛的現實情況來說顯然是不夠的,如何在非海牙公約成員國進行送達就不在海牙公約調整的范圍內。綜上,海牙公約為涉外仲裁文書的送達提供了更多的選擇,但是限于海牙公約諸多的局限性,該公約在現階段并不能作為解決涉外民商事仲裁案件送達問題的一般性法律依據。

    (三)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簡稱“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于1985年6月21日由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簡稱“貿法會”)主持制定,1985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批準該示范法的決議,其宗旨是協調和統一世界各國調整國際商事仲裁的法律。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建議各國從統一仲裁程序法的愿望和國際商事仲裁實踐的特點出發,對該示范法予以適當的考慮[19]。

    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第3條規定了通知和送達的內容[20]。從立法宗旨上看,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首先考慮的是當事人之間的協議,這體現了仲裁意思自治的原則;其次,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進一步考慮通過當面遞交、郵遞的方式,但這里以及剩余的法律條文中并沒有涉及送達的主體問題;再次,在以上方式不適用的情況下,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認為可以通過投遞到收件人最后一個為人所知的營業地點、慣常住所或通信地址的方式完成送達,只是這種送達方式需要保留有投遞行為的記錄或證據。亦可見,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確立了最后地址送達和視為送達的概念,明確采用了投遞主義原則,即投遞即視為送達;同時,示范法對送達主體沒有明確規定必須是仲裁機構或是當事人,給各國仲裁法和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留下了自行決定的空間;最后,示范法明確注明了仲裁送達程序與法院送達程序存在區別。

    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規定的送達模式比中國國內法更加系統化和現代化。第3條確定的送達方式層級和最后地址送達方式被國際仲裁機構所普遍接受和采用。對此,筆者將在第四部分仲裁規則中進行進一步分析。無疑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確立的送達模式比海牙送達公約模式更富有效率。這又一次體現了仲裁比訴訟更注重效率的特點。仲裁一般適用于民事,特別是商事糾紛處理,而商事關系由于其經濟屬性就更追求效率。自然而然,在仲裁程序中就不能忽視效率原則。

    盡管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與紐約公約、海牙送達公約相比有其不可比擬的優勢,但是它畢竟只是一部軟法,即沒有強制效力,需要各國經過國內立法程序轉化為國內法才能直接適用。目前世界上諸多國家和地區都或多或少地采納了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的規定,如美國的多個州、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意大利、新西蘭、英國以及中國香港等,都以示范法為藍本稍加修改或直接移植使用,我國仲裁法在起草過程中也參考了該示范法[21]。參考畢竟只是參考,各國的法律規定仍然大不相同。鑒于在仲裁程序方面,除仲裁法律外,絕大多數情況下直接適用的是相應的仲裁規則,我們就很有必要接下來研究一下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

    三、仲裁規則關于涉外民商事仲裁案件中送達問題的規定

    實務中使用的仲裁規則亦可分為示范規則和現行規則兩類。示范規則沒有直接法律拘束力,供各仲裁機構參考使用,主要有1995年7月28日由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中國《仲裁委員會仲裁暫行規則示范文本》[22](簡稱“仲裁暫行規則示范文本”)和1976年4月26日由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制訂的《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簡稱“貿法會仲裁規則”,Th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后者于2010年6月25日進行了修訂,并于2010年8月15日起生效[23]。

    仲裁暫行規則示范文本和貿法會仲裁規則存在明顯的不同[24]。仲裁暫行規則示范文本表述言簡意賅,但沒有體現出送達方式的層級關系以及規定最后地址送達的方式。雖然仲裁暫行規則示范文本只用“送達”兩個字來表述,但因為是實際送達,所以實質要求和難度明顯要高于貿法會仲裁規則,往往在實踐中會因為送達問題擱置整個仲裁程序。相比較,貿法會仲裁規則在送達方式上更有層次,首先是當事人指定的地址,其次是直接送達或者是郵寄送達,前兩種方式不存在或不可行才是最后為人所知地址送達。這和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一致,首先體現了仲裁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當事人的約定優于仲裁規則,仲裁法律留下的空間就是要給當事人自治權的。同時,貿法會仲裁規則采用視為送達制度。這樣使仲裁更有效率,不會單純因為送達問題而擱置整個仲裁程序。

    綜觀中國大陸主要仲裁機構和國際知名仲裁機構的現行仲裁規則,基本上也都采用或參照了這兩種規則模式,非此即彼或者是兩者的結合。接下來,我們以西安仲裁委員會(簡稱“西安仲裁委”)的現行仲裁規則為藍本展開進行一個國內外的比較研究。該規則自2011年12月1日起施行[25]。西安仲裁委現行仲裁規則共計10章85條,其中從第77條至第80條規定了送達的相關內容[26]。可見,西安仲裁委仲裁規則使用了較大的篇幅來規定送達問題,即共計用4個條文涵蓋了送達方式、送達地址、文件接收和接收人、送達日期問題。這樣的規定應該是比較全面的,但是細節之處還是稍顯欠缺。例如在第77條中規定了學界明顯認為不合適的留置送達方式和公告送達方式,第78條中沒有明顯的送達方式優先層級,第79條缺少對視為送達方式的條件限制,不利于保障當事人的權利,應當體現程序的適當性原則,第80條延用了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仲裁規則中則顯得過于復雜。

    在比較國內其他仲裁機構的現行仲裁規則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簡稱“CIATAC”)、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簡稱“HKIAC”)和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簡稱“SIAC”)三個與中國文化最接近的國際仲裁中心的仲裁規則。CIATAC仲裁規則(2012版)[27]共計6章73條,其中第8條規定了“送達及期限”問題[28]。HKIAC仲裁規則(2008版)[29]共計6節(章)40條,其中第2條規定了“通知和時間的計算”問題[30]。SIAC仲裁規則(2010版)[31]一共36條,其中第2條規定了“通知送達及期間”問題[32]。

    經對比可見,CIATAC、HKIAC和SIAC的仲裁規則中關于送達的規定大同小異,可以認定為一種國際標準模式條款。這一國際標準模式包括以下要件:第一,通知的書面形式;第二,多種遞送方式,即可以采用掛號信、快遞服務、電子通信方式(包括電子郵件和傳真)或者其他任何能獨立地提供傳遞記錄的方式進行遞送或者發送;第三,有條件地采取視為送達原則,即(1)直接遞交受送達人;(2)遞送到受送達人的慣常居所地、營業地或者受送達人指定的地址;(3)遞送到當事人約定的任何地址;(4)遞送到當事人雙方此前進行業務往來的地址;或者,(5)經合理查詢后,未能找到前述各種地址,送達到受送達人提供的最后居所地或者營業地則視為送達;第四,有條件地采用最后地址送達方式,即經合理查詢后,未能找到上述前四種地址才適用最后地址送達;第五,普遍適用投遞主義原則,即合理遞送即為送達。

    由于國內仲裁機構為數眾多,在此一一列舉并不現實。本文中僅選取城市國際化代表性比較強的北京仲裁委員會、上海仲裁委員會和廣州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進行比較研究,更多內地仲裁機構仲裁規則的比較研究可以參見《國際商事仲裁中的送達制度研究》[33]和《我國商事仲裁送達制度研究》[34]等文。

    北京仲裁委員會現行仲裁規則(2008版)[35]共計9章67條,其中在第9章附則第63條規定了“送達”問題[36]。上海仲裁委員會現行仲裁規則(2008版)[37]共計10章90條,其中在第10章附則第83條和第84條規定了送達的相關內容[38]。廣州仲裁委員會現行仲裁規則[39]共計9章77條,其中在第9章附則第73條規定了“送達”的相關內容[40]。

    經過對以上不同仲裁機構仲裁規則的比較可以發現,國際仲裁機構多采用了聯合國貿法會仲裁規則的模式,強調當事人意思自治、體現程序的適當性和重視仲裁效率等仲裁的基本原則;而中國國內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比較相似,多采用了暫行仲裁規則示范文本的模式,有明顯的訴訟送達程序傾向和特點。

    內地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應屬北京仲裁委的仲裁規則較為先進,表現為表述具有層次,采用投郵主義原則、視為送達制度和最后地址送達模式。其他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亦有自己的特點,例如上海仲裁委的仲裁規則規定“一方當事人可以自行負責將仲裁文書、通知和其他材料送達給另一方當事人”以及“當事人對送達地點應出具書面送達地點確認書,由此產生的無法送達的法律后果由作出確認的當事人承擔。”此外,西安仲裁委的仲裁規則與上海仲裁委、廣州仲裁委的規定十分相似,都采用了公告送達、留置送達的方式。西安仲裁委、上海仲裁委的仲裁規則對送達方式的規定缺少優先層次,未設定最后地址送達的合理查詢前置條件,這樣就忽視了程序的適當性,不利于保障被申請人正當表述意見的權利。西安仲裁委仲裁規則第80條送達日期的規定與廣州仲裁委仲裁規則第73條第3-10項的規定相似,對不同送達方式的送達日期做了規定,體現了到達主義的原則。

    四、司法機關對涉外民商事仲裁案件送達問題的監督

    涉外民商事仲裁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能夠在紐約公約范圍內得到廣泛的承認和執行。如上所述,紐約公約第5條對一國法院可以拒絕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情形做了規定。第5(1)(b)條特別指出,執行地國法院在仲裁通知、送達方面存在瑕疵,影響當事人陳述申辯的權利時可以拒絕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涉外民商事仲裁案件中的送達不僅具有通知和程序保障功能,還影響裁決的承認和執行以及當事人仲裁權利的實現[41]。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第36條和絕大多數國家的國內仲裁法也有類似的規定[42]。

    我國《仲裁法》第70、71條規定,有證據證明涉外仲裁裁決有民事訴訟法第260條[43]第1款規定的情形之一的,經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審查核實,裁定撤銷或不予執行。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款第2項規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仲裁機構作出的裁決,有證據證明被申請人沒有得到指定仲裁員或者進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屬于被申請人負責的原因未能陳述意見的,經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審查核實,裁定不予執行。

    司法審判實踐中,中國法院也確實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款第2項規定做出過撤銷或不予執行涉外民商事仲裁裁決的判決,最典型的兩個案件為朱裕華與上海海船廚房設備金屬制品廠申請撤銷仲裁裁決案[44]和俞影如申請撤銷仲裁裁決案[45]。

    在朱裕華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確立了“送達地址書寫不當而未能送達,導致當事人未能出庭并陳述意見”可以作為撤銷仲裁裁決的正當理由[46]。這是《仲裁法》第70條和《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款第(2)項規定法律適用的具體體現。

    在俞影如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堅持“仲裁申請人未提供真實的最后為人所知的通訊地址,致使被申請人在仲裁程序中未能提出申辯并行使相關權利”的,屬于《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情況,應當予以撤銷。明顯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采用了到達主義原則,側重于保護被申請人的申辯權利。在平衡當事人利益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也采取了折衷態度,即通知貿仲上海分會重新仲裁。這樣既維護了被申請人的程序性權利,又不影響當事人訴諸仲裁解決糾紛的約定。正如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請示意見所述:“當事人向法院申請撤銷仲裁裁決,是仲裁法所賦予的一項否定仲裁裁決的程序性權利。法院經過審理后僅對裁決是否應予撤銷作出決定,并不涉及當事人實體權利義務的認定。”

    殊不知,在俞案中這樣的判決不但影響了仲裁的效率,而且不利于體現支持仲裁的原則。法院如此判決雖然充分體現了司法的權威,但是卻不利于維護仲裁裁決的效力。因為根據CIATAC仲裁規則(2000版)[47]第87條規定,向當事人及/或其仲裁代理人發送的任何書面通訊,如經當面遞交收訊人或投遞至收訊人的營業地點、慣常住所或通訊地址,或者經合理查詢不能找到上述任一地點而以掛號信或能提供作過投遞企圖的記錄的其他任何手段投遞給收訊人最后一個為人所知的營業地點、慣常住所或通訊地址,即應視為已經送達。筆者認為,被申請人臺灣及美國的地址是其指定或雙方約定的通訊地址,向以上地址寄送仲裁文件按照仲裁規則并無不妥。結合CIATAC現行規則(2012版)第8條的規定,送達地址首選當事人或其仲裁代理人自行提供的或當事人約定的地址。此案中不存在“經合理查詢不能找到上述任一地點”的情況,因此也不適用最后地址方式送達。仲裁區別于訴訟,是一種積極、主動的爭端解決方式,當事人應當保持指定或約定的聯系方式暢通。在變更的情況下應當及時通知相對方,否則由此產生的不利法律后果應當由其自己承擔。俞案中貿仲上海分會于2004年6月9日和2005年1月13日寄送到美國地址的仲裁通知和裁決書等仲裁文件也都被簽收。申請人2004年4月29日申請仲裁,被申請人于同年7月10日因病去世,前后不超過3個月;從美國地址收到仲裁通知到被申請人因病去世僅1個月,不能合理排除因屬于被申請人負責的原因而未能或放棄陳述意見的可能。因此,筆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的復函在此案的法律邏輯推理上值得進一步探討和推敲。

    對于屬于民事訴訟法第260條規定情形的涉外仲裁裁決,根據仲裁法第61條規定和2005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79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可以視情況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內重新仲裁。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的,應裁定中止撤銷程序,仲裁庭在指定的期限內開始重新仲裁的,應裁定終止撤銷程序。仲裁庭拒絕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恢復撤銷程序。盡管如此,在目前中國的司法環境下,仲裁機構按照仲裁規則進行送達還是應該慎重,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保證仲裁的效率,另一方面盡可能地保障當事人適當地享有仲裁權利,努力提高送達的成功率。

    五、結論和建議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國內法律、仲裁規則中關于仲裁文書送達的規定中,乃至整個仲裁制度中仍然存在諸多不完善、不系統之處。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國內法律和仲裁規則的規定還沒有完全與國際接軌;第二,送達主體單一,絕大多數情況下由仲裁機構負責送達;第三,中國司法機關對仲裁的支持力度有待于提高。在此,筆者建議考慮,第一,應當按照聯合國貿法會仲裁示范法和仲裁規則進一步修改和完善相關法律規定和仲裁規則;第二,可以考慮送達主體二元化,即結合大陸法系仲裁規則和英美法系仲裁規則的特點,由仲裁機構和當事人兩種主體負責送達;第三,仲裁機構應當與司法機關加強溝通和業務聯系交流,加深法官對于仲裁制度和仲裁規則的理解,取得司法機關對仲裁的支持。筆者建議內地仲裁機構將以下條款作為仲裁規則中送達條款范本予以考慮:

    “第X條 通知及送達

    (一)有關仲裁的一切通知和其他書面通訊、文書、材料均可采用當面遞交、掛號信、特快專遞、電子通信方式(包括電子郵件和傳真)或其他能獨立地提供投遞記錄的方式發送。

    (二)上述第(一)款所述仲裁文件應發送當事人或其仲裁代理人自行提供的或當事人約定的地址;當事人或其仲裁代理人沒有提供地址或當事人對地址沒有約定的,按照對方當事人或其仲裁代理人提供的地址發送。

    (三)向一方當事人或其仲裁代理人發送的仲裁文件,如經當面遞交收件人或發送至收件人的營業地、注冊地、住所地、慣常居住地或通訊地址,或經對方當事人合理查詢不能找到上述任一地點,仲裁委員會以掛號信或特快專遞或能提供投遞記錄的其他任何手段投遞給收件人最后一個為人所知的營業地、注冊地、住所地、慣常居住地或通訊地址,即視為有效送達。

    (四)一切通知、文書、材料等仲裁文件的發送日期視為送達日期。

    (五)仲裁委員會可以委托或授權仲裁申請人負責將仲裁通知、仲裁員名冊和仲裁規則送達給被申請人,并提供相關證明備查。仲裁委員會有權對送達情況進行復查,對未適當送達的可以補充送達。

    (六)當事人對各自送達地點應當出具《書面送達地點確認書》,由此產生的無法送達的法律后果由作出確認的當事人自行承擔。”

    綜觀紐約公約、聯合國仲裁示范法、貿法會仲裁規則以及中國的相關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涉外仲裁的送達問題主要包括實質和形式兩個方面的要件。實質要件方面要求保障當事人申辯的權利,避免出現“未能申辯者”。形式要件方面要求做到程序的適當性,不論是何種送達方式,目的是將仲裁信息通知當事人。法律是一門平衡的藝術。如何在實質要件和形式要件之間取得一個良好的平衡取決于一個仲裁機構仲裁規則設計的科學先進程度和仲裁參與人的智慧與經驗。這不簡單是實質與形式的平衡,更是公正與效率之間的平衡。對于更加重視效率的仲裁來說,保證程序的適當性和高效性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礎上可以再進一步追求公正的實質要件。不論如何,實質要件和形式要件之間既是矛盾的,又是相輔相成的。

    中國當事人在參與境外國際仲裁的過程中,經常會發現與國外當事人相比處于劣勢地位,甚至可能受到歧視性的待遇。這可能是出于語言、經濟或者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也可能是因為當事人的母國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的軟環境、軟實力不同。加強中國內地仲裁機構的國際化建設,放大中國仲裁機構在國際仲裁及國際爭端解決中的聲音,強調把內地仲裁機構涉外仲裁作為中國特色爭端解決方式的重要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上述不利情況,提高中國以及中國當事人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維護中國國家和中國當事人的海外利益。從這個角度講,擴大中國仲裁機構對涉外仲裁案件的管轄權,提高國際化水平不失為一個將外部問題內部化,并使內部化成果得到外部世界廣泛承認,從而維護中國海外利益的良好途徑。

     

    鄭曉麗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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